在8月2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中國政府宣布將采取環保、土地和金融政策等手段抑制部分行業的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尷尬的是這些行業不僅涵蓋了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傳統行業，甚至還包括了風電設備和多晶硅等新興行業。
    從2003年以來中國政府抑制產能過剩的經驗來看，通過行政指令來抑制產能過剩的效果并不顯著，比如鋼鐵和水泥等行業已經成了多年的產能過剩 “釘子戶”。更何況，在當前政府主導的基礎實施投資仍然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也很難抑制住上游相關產業產能擴張的沖動。
    當然，對于產能過剩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由于需求突然下滑導致的“產能相對過剩”是正常的經濟現象，比如1997和2008年底兩次金融危機時中國出口行業面臨的產能過剩。但部分行業無視市場需求持續擴張產能而導致的 “產能絕對過剩”，則更多的是政府有形之手主導的非經濟現象。這背后主要是由中央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的扶持、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以及資源價格改革滯后等諸多非經濟因素推動的。
    中央政府的產業政策是產能過剩的最直接誘因。比如，鋼鐵、有色金屬、紡織和造船業等目前許多產能過剩的行業，今年年初中國政府都曾以“產業振興計劃”的形式大力扶持，而盡管產業振興計劃也要求要控制總量淘汰落后產能，但在“振興”二字的庇護下相關企業自然“有恃無恐”。據工業和信息化部總工程師朱宏任透露，目前，鋼鐵行業產能過剩超過1億噸，而今年以來鋼鐵業新開工項目仍同比增長20%左右；鋁冶煉行業產能利用率僅為65%左右。
    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對產能過剩的形成也“功不可沒”。在地方政府層面，地方政府更傾向于投資中央政策支持的產業，既完成了“政治任務”又由于這些產業的優惠政策而使地方財政有利可圖；從地方官員晉升激勵的角度來看，地方政府往往存在競爭關系而不是合作關系，地方保護主義的盛行也讓重復建設比較嚴重，產能過剩也就不可避免。地方政府從過去的一起大煉鋼鐵和大造汽車，到現在的一起上馬新能源。
    比如，中國風電產業和太陽能光伏產業等“朝陽產業”都迅速出現了產能過剩。以光伏產業為例，其上游原材料多晶硅的生產占整個產業鏈利潤的50%左右，但在各地一哄而上的情況下，供需形勢發生了逆轉，多晶硅的價格從2008年的500美元/公斤年下降到了目前的70美元/公斤左右，這種“過山車式”的價格行情顯然不利于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在市場經濟中，企業的任何投資都要面臨最終消費需求的制約，而“產能絕對過剩”行業之所以敢于持續大規模投資，主要是因為中國政府的“政策保底”。比如，在去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政府采用了諸多行政手段來化解產能過剩，除了出臺“十大產業振興計劃”外，還采取了國家收儲的方式，收購過剩產業的產品，也采用了家電下鄉、汽車下鄉和以舊換新等方式來激發需求。
    這種應對金融危機的救市之舉雖然在短期內實現了“保增長”和“保就業”，而且通過政府財政補貼來刺激需求的做法也被其他國家采用，但對于中國來說，由于產能過剩行業大多是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如果政府的救助計劃也以國有企業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民營企業為核心，由此將導致不公平的優勝劣汰，比如在下鄉產品的招標中就有明顯的歧視中小民營企業的傾向。這也會帶來嚴重的“道德風險”，即國有背景的產能過剩企業可以無所畏懼地生產，反正出事后有政府“扛”。
    雖然戰后日本經濟騰飛的經驗證明了產業政策可以用來指導產業結構調整進而推動經濟發展，但中國需要反思的是在目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體制下，產業政策的“真經”如何不被念歪，進而帶來產能過剩的“惡之花”。如果中國政府還是依靠帶有強烈“計劃經濟”色彩的產業政策來扶持或打壓某個產業，而不是交給市場來決定，那么產能過剩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權力博弈中就難以得到有效抑制，從而將成為中國經濟運行的常態。（本文作者崔宇是《華爾街日報》